余秋雨之流就是中国文化场里的邓贵大

余秋雨之流就是中国文化场里的邓贵大

以“余大师”为首的文怀沙、易中天、于丹之流与邓贵大的政府小流氓之流相比，前者普遍是以“文化大师”自居，后者则不过是中共官场里芝麻绿豆大无品无级的“官”，从表面上看，这二者似乎是不搭界的，可是笔者到底是从什么样的角度来把这二流派联系在了一起呢？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二流派在三个方面上是既有共性是又有区别的，这就是他们首先是“披羊皮”，其次是行强奸之实，最后是案发败落和原形毕露。

首先，我们来看看“余大师”和邓贵大之流，他们披到底是披着什么样的皮在忽悠和强奸民众？特别是余秋雨之流派的共同特点到底有哪些？

第一步他们是在连鬼都不知晓的“真空中”，先自我披上“文化人”的皮；

第二步再伙同几个狼狈为奸的骗子喽罗，给自己黄袍加身地披上升级的“文化大师”外衣；

第三步是像上世纪30年代流氓混迹于上海滩一样，在一些较小范围的公共场所里油头粉面、互相吹捧，然后再在国家级场所或公共媒体上大言不惭、自我吹嘘，以打造虚假的文化形象和知名度，例如余秋雨、文怀沙，易中天等仅在起名字这一项上，那已经算是煞费苦心的了；

第四步公然混迹于一些中国低级污浊的文化场馆，大肆出书作秀和演讲，继而获得自己垂涎已久的五斗残羹剩米。

而邓贵大之流只不过是披着“政府官员”的皮，因为按中国官场建制来讲，最低级应该从科级算起，邓贵大虽说是个镇招办主任，实际上不过是个科级官员------镇长和书记的跟屁虫，他最多只有跟在“官员老板”们后面揩个油，喝点汤的份。

为什么我们要说余秋雨之流是披着“文化皮”的狼或狈呢？下面我们就以余秋雨为例，来看看他们到底是获得了什么样的国家乃至世界奖项和荣誉？看看他们是否有和鲁迅和茅盾等文学大师一样的旷世大作和卓越贡献？再看看他们离季羡林、黄永玉、李苦禅等当代真正的文化大师是否零距离？为了谨慎起见，笔者专门在百度搜索了“余大师”的个人简介，生怕落下个和余大师欺世盗名一样的名誉和下场。经过笔者认真分析和研究后，我们发现余大师得到了如下几个“最高”：

1、最高荣誉是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2、最高待遇是“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特殊贡献津贴；

3、最高职务是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4、最高职称是教授。

也就是说，“余大师”首先是没有获得过“矛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艺术奖”？更遑论“诺贝尔文学奖”了；其次又没有和季羡林等真大师有相提并论的旷世大作及理论发现？即使是和当今文坛最负盛名的贾平凹相比，仍然有相当遥远的距离；最后是没有至高的学位和职称。

如果是从理论发现或社会贡献上来讲，“余大师”引以为荣的《文化苦旅》等作品，不要说和国内知名大师的旷世奇作，即使是和无名鼠辈我老韩的《人类第六需求----梦幻需求》、《工作---休闲---学习---居家四维生活新模式》、《逆时针中国发展战略》、《中国城市经营学》、《科学品牌发展观》等作品相比，二者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也绝对是不在一个平台上的。况且“余大师”还不是国家级评选出来的“大师”，最多是上海市教育局“架构性”地授予了其“文化大师”称谓。所以，不论是在理论发现上，还是在社会贡献上，“余大师”还真的距“大师”之位还有很遥远的距离。所以，从这些角度上讲，我们不说余大师是披着羊皮的狼了，但至少是披着羊皮的狈。

其次，为什么说他们是在“行强奸之实”呢？邓贵大之流可恶之处在于他是在帮别人拉皮条而自己顺便揩点油，这就好比古代宫廷之太监，嫉妒生气之余只能用手来推搡或语言辱骂意淫于邓玉娇，倒不是他们自己真的不想强奸邓玉娇，而是他们不能也不敢，毕竟邓玉娇不属于他们这些螳螂辈的小喽罗之所要，邓玉娇是属于隐藏在这些螳螂后面的黄雀之猎物。

而“余大师”之流到底是在强奸谁？这从2006年陈良宇倒台的前后，余大师对陈大贪官的称谓，我们就足可以看出“余大师”到底是在用一幅什么样的嘴脸忽悠和面对社会公众的？那就是陈在倒台的前一天，余大师还在上海的文化场里，公然称呼陈大贪官是“良宇同志一再号召我们上海文化界要XXXXX”，可是事发第二天，余大师就马上改口说“我一直对陈良宇说过上海的文化应该XXX”，这样瞬间的巨大差异足可以把上海地域文人的“酸屁文化”和“市侩流俗”揭示得淋漓尽致，尽管笔者和“余大师”都是长期定居在上海的一江两岸，但笔者一直是称呼“上海文化场”而决非是“上海文化界”，这“场”和“界”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媚俗和酸屁，一个是良心和敬业。

所以，正是因为“余大师”长期浸毒在上海这样的“酸屁和媚俗的势利文化场”里，而不是一直“修为在民族精神和普世文化探索研究的界面”上，所以才毫不奇怪地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余含泪事件”和“假捐款事件”。因为他是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下手的机会，“5 12”国难的爆发，恰好给了他利用中国人特有的“国难人善和意识松懈”之机会，大肆放纵自己掩藏已久的奸酸屁利之劣根本性，奸猾地利用民众的善良和同情心，公然进行欺世盗名和强奸民意民心，以达到他名利色三收之卑鄙目的。

最后，我们来看看“余大师”和邓贵大他们是如何在案发后败落和原形毕露的？“余大师”之流又是如何比邓贵大之流更可恶、更卑鄙？

我们知道邓贵大案发败落的下场是自身丧失狗命，尽管中国官方背地里很想给邓贵大一个“烈士”荣誉称号，但毕竟这是一起震惊中外的大事，因为邓贵大之死在于他已经揭开了中国江湖流氓文化的老底，它把世界上最后一个最大的独裁国家的无耻之处撕开并暴晒于阳光之下，让全世界人民都来共同声讨独裁本色和江湖流氓文化之卑鄙性，至于邓贵大个人落下一个永世不耻和让其子女及家族永远抬不起头的耻辱骂名则是咎由自取。

而“余大师”之流之所以比邓贵大之流更无耻和更卑鄙之处在于，他更会寻找奸淫民众思想感情的恰当机会，因为恰当的机会可以让他奸淫起来会更隐蔽、更便利，获得名利色三收目的更直接。所以，当民族文化打假英雄李辉和萧夏林一举爆料出这些无耻之流的卑鄙龌龊之举时，他们不是在装聋卖哑，就是肆意扯淡掩盖，就是不给予正面回答问者质疑的问题，从文怀沙年初被揭和于丹伦敦撒泼归来的沉默，到余秋雨的百般揶揄和掩盖，无不体现出了这一恶心至止的卑劣伎俩。